2021年从丙戌到丁亥的杂感丙戌丁亥屋上土.docx

从丙戌到丁亥的杂感丙戌丁亥屋上土
一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和政治，或直接，或间接，一直存在着扯不停的关联。在封建社会，这种关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那个时候，正统文学是要求载道的，而道的关键，就是当初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的政治、道德和伦理观念；二是，文人和官员，绝大多数是合二而一的。这是因为，当官是文人的惟一的，或说是最好的出路。但一个不容否认的规律是，凡有成就的文化人――诗人或小说、散文家，她们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佳作，几乎全部是在没有得意之时，或失意、贬谪、放逐，也能够说是在远离权力中心以后写出来的。因为只有在彼时彼地，她们才能去靠近大众，体察生活之艰困，感受世态之炎凉，彻悟人生和生命之涵义，以此，也才能将自己独特的真情实感，倾泻于笔端，流传于后世。而当其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之时，即有作品，多系应景、应时、应酬的泛泛之作。这类作品，尽管也被编入文集，但不能传之于现代和后世，文学史也不会记载下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乾隆皇帝一生所写的诗歌，超出了全唐诗所收的总量。和�每听皇上刚诌出几句，便赞不绝口，捧之上天，但现现在，有哪首诗被后人所记忆呢？这是说，患难之时，才有真情实感，有真情，有实感，才有真诗真文。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扯得太直接了，前者成了后者的工具，其消极后果已经有目共睹，无须多说。但现现在，文艺和政治的关联，是否就很适当、很正常、很纯洁了呢？也是极难说的。余生也晚，但就个人有限的文坛经历而言，在“文革”之前，作家们对***的关注和爱好程度，决没有现在如此浓重，如此***无遗。而文坛本身，也早已成了变相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不去说它了。
　　另一个新景观是，正在得意场中应酬交际、觥筹交错，或在风景绝佳处前呼后拥、流连忘返的部分***中人，尽欢尽性之余，时有诗作见诸报刊显著位置。写得多了，还能付梓出版。某地一位官员，曾出版了一部诗集，其首发式规模之大、规格之高，真要令专事写诗作文者羡煞，也愧煞了。当地的报纸，还接二连三地用超乎平常的大块版面刊发鼓吹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中国又出了位李白、杜甫或曹雪芹似的。但便是从吹捧文章中介绍的那些内容，或引出的那些“佳句”来看，也实在看不出其作品有多少深远高妙之处。
　　从一家文艺类行业性报纸上，常常看到大版大版地推介某位横空出世的小说、散文家或诗人的专版，其中有的就是正在位置上的官员。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没有一笔可观的银子，是拿不下来这一二块版面的。
　　部分对文学情有独钟者，经常感叹出书不易，发表文章难，有的弄了一辈子，也出不了一本书。其实也不尽然。笔者有时想，能不能将那些官员们的大作，称之为“官员文学”或“仕途文学”，在多姿多彩的“百花丛”中再添一景呢？然而又一想，“官员”和“文学”，或“仕途”和“文学”，经常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是极难结合起来的。
　　二
　　一位大师逝世了，从表面上看，同辈或晚辈们表现出来的，全部是悼念的举动，或颂扬其业绩和品德的言词，但细细琢磨起来，各自的心态和意欲收到的社会效应，却是很不一样的。其间，真正出自内心的崇敬者，自然是多数。但也能够看出，在少数“异类”中，谬托知己者有之，自称或暗示她人称谓系大师一二“密友”者有之，亡者生前曾受其排斥者亦有之。更有甚者，虽还没有明言，其实际做法则在表明，只有她们是大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