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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徐光启
一、徐光启时代的世界与中国
1600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节点”。
 向前约50年左右,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问世,就此拉开了西方科学史上“哥白尼革命”的伟大序幕,同年,维萨留斯《人体结构》的出版,宣告人体不再是“灵魂之宫”的禁区,从而为血液循环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翻开16、17世纪的科学史,就会看到:开普勒《宇宙的神秘》(1596),《新天文学》(1609)、《宇宙的和谐》(1619);吉尔伯特《论磁》(1600);伽利略《星际使者》(1610),《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与证明》(1638);哈维《心血运行论》(1628);笛卡尔《论宇宙》(1633写成,未出版),《方法谈》(1637),《哲学原理》(1644);最后是牛顿,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78)是“哥白尼革命”达到高潮的标志。 1605年,《学术的进展》,他敏锐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历史力量,“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我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从而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伟大口号。 一个新的世界观在欧洲逐渐兴起。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600年前后的中国科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有: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完稿,1596刊刻);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徐霞客《游记》(1640)。但是,这些工作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无论从知识总量还是学术创新,已经开始出现差距。所以,中国的科学正是从16、17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也正是在这一社会与学术背景下,更突显出徐光启工作的伟大意义。
二、徐光启
1、生平
徐光启( 1562—1633 )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人。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崇祯五年(1632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1582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初在广东,后于1601年到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等物,并以迎合中国风俗****惯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等方法作为手段,结识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徐领洗入教,取名保禄。
重视农业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 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除农业外,徐光启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徐光启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数学为突出。较早从利玛窦等学****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我国,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编著《农政全书》,主持编译《崇祯历书》,译著《几何原本》等。
利玛窦对一些细节进行探索:是否应学****中文?是否应该穿着中国人的服饰?能否用中文做弥散?能不能吸收中国人加入耶稣会?甚至做神父?如何为女信徒施洗?
不同文明的接触与融和需要何等的勇气。
徐光启和利玛窦(绘画)
利玛窦等采取“文化适应”策略,艰难传教。
徐光启入教的动机之一是认为“用从来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拯救尘世”,摸索新的思想形态,解决如何“拯救尘世”的答案。同时被新鲜的科学知识所吸引而期望以此来富国强兵的“开明开放”、“锐意改革”。
利玛窦发往欧洲的报告中称:“1604年,我们的友人徐举人光启,来到北京,是当时教友中最出色的人物。”
2、贡献
1、《农政全书》60卷,总结中国古代农业经验。全书分做十二门,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时、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技术以及备荒救荒(荒政)等方面。重点在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几项,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这几项农政在过去农书中都没有系统叙述过。徐光启生前因随时增补而没有出版,他死后不久才由他的门生陈子龙整理增删公开刊行。总结了“秦凿泾为渠,又关西有郑国、白公、六辅之渠,外有龙首渠,内有史起十二渠,范阳有督亢渠,河北有广戾渠,朗州有右史渠,今怀孟有广济渠”等等经验,认为必须“因其地利水势,继此而作,益国富民,可见速效”。他对于开井也很重视,认为是“水利之中所不可缺者”。
徐光启也在著名的《农政全书》中记载了天气内容,也有用物侯作长期天气展望的,如“藕花谓之水花魁,开在夏至前主水”,是说荷花开在夏至前(偏早)预示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