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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再无罗隆基
罗隆基,一个闻名全国的“大右派”,他的历史命运被定格在1957年。他是至今仍未得到平反的右派。但官方在纪念罗隆基的活动上,称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
罗隆基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分界线:1949年和1957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政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种种身份都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底色。
1949年至1957年,罗隆基是新中国的政府官员,除了许多社会性的兼职外,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1956年任森林工业部部长。
1957年,罗隆基所有政治身份的色彩全部褪去,只剩下一顶“大右派”的帽子。
一个天生适合从政的人,一生出入风波里,笑傲江湖,最终被政治风浪吞没。这是罗隆基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同时,也映照出20世纪中国波谲云诡的政治运动。
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字努生。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那时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
1922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星大学,继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转赴英留学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3年,罗隆基和闻一多等留美学生成立国家主义团体“大江学会”。罗隆基起草的《大江会宣言》称:“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这成为罗隆基的政治宣言,“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他一生议政、参政、从政的动力。
他无所顾忌的笔杆子招惹来暗杀的枪杆子
1928年秋,罗隆基从英国归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政治经济系主任。
罗隆基一度担任《新月》杂志主编,并在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倡导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新月》备受知识分子瞩目。罗隆基纵横笔墨,政见超前,给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罗隆基的主持下,《新月》杂志的政治色彩尤为突出。而此时的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后,政治却走向更加的专制与独裁。
1929年3月,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严厉处置***分子案》,其中说道:“***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均应确定严厉处置***之办法。
”
此案一出,舆论哗然。罗隆基连续写了《论人权》《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党独裁和“党在国上”提出尖锐的批评。
1930年2月,罗隆基发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一文,将国民党骂得体无完肤:“非党是不能做官,为做官便要入党,这又不幸已成为中国目前互为因果的事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党员,个个要做官发财;但一般要做官发财夺取权利的人,在现状底下,一定会来入党……如今,又眼见他口念遗嘱,眼见他胸悬党徽,眼见他口衔加同志,眼见他位居要职了。君子有穷途,小人无绝路。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
罗隆基的文章,争人权,反独裁,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胸悬党徽”的大小人物如坐针毡。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突然被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马上开展营救。他了解到罗隆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第八区党部向警备司令部控告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还有就是说罗隆基是“共党的嫌疑”。胡适托人找上海市市长张群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并打电话给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4日晚上7点多钟,罗隆基被释放回家。
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将“被捕六个小时”的详细经过公布于世,更加激烈地骂国民党对无辜人民“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
……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
此后,罗隆基一发而不可收。他继续在《新月》上连续发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胡适和罗隆基同样批评国民党,呼吁人权与民主,但胡适多了几分理性,而罗隆基在被捕事件之后,言行中渗透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与好恶,毫不掩饰自己对国民党的反感。
1932年1月,罗隆基应《益世报》总经理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主笔。刘豁轩给予罗隆基优厚的待遇,不仅开出月薪五百元的高薪,配发汽车一辆,而且还允许罗隆基在外兼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