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必要性.doc

内容提要：司法实践中，“有罪即捕”，不考虑逮捕必要性的现象十分严重。立法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设定不当是重要原因之一。人权保障优先，兼顾保护社会利益应当是逮捕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追求的指导下，本文从立法的角度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进行重新设定，即：明确界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含义，为逮捕的必要性评价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逮捕  必要性  操作标准
　　笔者在从事批捕案件质量监督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逮捕的必要性，“有罪即捕”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人的一般心态，以某基层检察院为例，2003年公安等侦查机关移送提请批准逮捕案件650 件870 人，批准逮捕 650件870 人，批准逮捕率达到100%，经审查起诉和审判，被判缓刑的265 人，批准逮捕后的缓刑率达30 %。究其原因，除了“严打”的刑事政策、落后的司法理念以及侦查部门的压力外，立法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设定不当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本文拟在论述逮捕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加以初步的探讨，以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应有的关注，并期望人们能藉此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逮捕之价值追求
　　“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追求。”[1]任何一种制度都体现了制度设计者追求的价值取向，逮捕制度也不例外。实际上，正是这种价值观念支配着设计者的制度设计。因此，探讨逮捕的必要性条件首先应当探讨设计逮捕制度所应当追求的价值取向。
　　逮捕具有双刃性特征  李斯特曾言：刑罚犹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益；用之不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害。[2]逮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孙谦博士指出，“逮捕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然而却是以限制或者剥夺具体人的基本人权—人身自由为条件的。逮捕既可以成为保障绝大多数人安全、保障绝大多数人生存权、自由、财产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人权从原理上是排斥逮捕的，但它又从来没有离开过逮捕以及刑罚等暴力对自己的保护，一旦失去这些保护，人权很可能荡然无存。”[3]因此，逮捕具有明显的双刃性，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严格限制下的逮捕，是惩治犯罪的有效手段，具有其存在的正当性，而不受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
　　逮捕具有严厉性特征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的严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逮捕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人身自由对人至关重要。自由体现着除了生命以外的全部权利，人一旦失去了自由，他的尊严、名誉、价值、事业、家庭及至健康等一系列权利都会受到严重损害。[4]二、逮捕的羁押期限很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为二个月，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的羁押期限可长达五个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羁押期限可以长达七个月。此外，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一般为一个月，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等四类案件可以再延长一个月。
　　逮捕具有风险性特征  所谓逮捕的风险性是指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批捕后的事实、证据发生变化，被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被法院宣告无罪，从而发生错捕现象。逮捕的风险性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的证据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其证明标准低于起诉与定罪标准。二、逮捕处于立案后侦查阶段的初期，因此，审查逮捕阶段的证据往往不充分、不全面，许多案件事实和证据有待于捕后的侦查阶段去查清、去获取。审查逮捕阶段难以预见捕后的法律、司法解释、事实和证据将要发生的变化。[5]三、在批准逮捕阶段，由于诉讼尚未充分展开，没有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与辩论，检察官难以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
　　鉴于逮捕的双刃性、严厉性与风险性，应当特别注重人权保障，把人权保障作为设计逮捕制度的价值追求，应当慎用逮捕权，坚持逮捕的谦抑性原则。所谓逮捕的谦抑性原则，就是在批准或决定逮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少捕或不捕，以减小逮捕给人权带来的危险性。坚持逮捕的谦抑性原则，除了有利人权保障外，还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有利于维护司法统一，维护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当前，检察机关的批捕
案件有不少最后法院判处了缓刑甚至单处罚金，由于前捕后放给人造成执法不统一的感觉，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威信：第二，有利于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对涉嫌犯罪但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的初犯、偶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