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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权威
没人想重新回到旧时代,那时我们给予残障和精神障碍人士的待遇可被形象地描述为“眼不见,心不烦”。我父亲得过两极型忧郁症。当我十来岁时,他被关在东方州立医院——肯塔基州的一所精神病医院。当肯·克西(KenKesey)的《飞越布谷鸟巢》(One只Pw over’the Cuckoo’J。Nest)出版时,书中的情节对于我来说早巳熟知。这是由于我造访东方州立医院的经历——我父亲经过电休克疗法后死人般的表情,以及游荡在肮脏的环境中那些尖叫的人们。幸亏现在我们对责任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绝对权利的替代品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人类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把选择看作非黑即白的事。但权威结构可能远远没有这么简单。立法机关可以确立清晰的公共目标,它们能授予官员们实现这些目标的职责,权衡所有选民的需求。它们能提供资金,它们能授予其他官员监督职责,包括监督责任的落实情况。但是,实现这些目标仍然要求现场决策——譬如,决定某一学生是否太暴力而不能和其他学生在一起学****br/> 与风险一样,权威是人们并不想谈论的主题之一。但是,在任何一项共同事业中,人们都必须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并不是由确保智慧和公平的神奇机器所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具有职责的人——普普通通的人所做出的。我知道这是个坏消息。可能是更坏的消息,正如哈夫曼勋爵阐释的,那些由掌权者所做的决策对于我们的自由而言是必需的。如果法官们不对作为法律问题的合理风险划分界限的话,那么不久以后法律恐惧将侵蚀我们的自由。湖泊和河流将不再向公众开放。如果缺乏平衡不同利益的权威,公平同样是不可能获得的。
人们将不可避免地犯错误,或许情况还会更糟。有些法官可能并不明智;有些教师可能并不公允;有些经理人可能是自私的。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他们将被权威链条的上级要求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人们也可能做出好的决定。乔治·华盛顿对于试图过度控制官员的决策保持谨慎。“没有人比我更倡导适度的限制”,华盛顿说,“但是我至今还无法……在人们提供必要服务所需的权力中找到它的恰当位置,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存在做错事的可能性的话。”
然而,常识正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价值压倒事实,而对权威的不信任又是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美国人认为自由意味着通过抵制权威来保护人民。这是我们的不同政党存异求同的地方,他们都竞相创设出制度以有效地阻止任何掌握权力的人做出决策。
自由主义者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困境并相信个人权利是确保公平的最佳途径——任何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必须有权运用法律质疑掌握权力的人所做出的决策。正如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所言,“‘权衡的’(balaIlced)是‘被否定的’(denied)的代名词”,因为(权衡的)结果系于“那些掌权者”的决定。
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是明确地构建在对政府权威的不信任上的。罗纳德·里根曾说,“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英语语言中最令人恐惧的10个词就是‘我是联邦政府派来的,我是来帮你的。”’如果必须制定管制规章,那么就制定尽可能细化的规则;保守派们当然不想让政府官员自由地行使决策权。当认为法官在干预他们的价值观时,保守派们是会发怒的。他们会认为那是“司法能动主义”。在他们看来,法官就应当机械地适用法律。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权威的不信任发端于光谱中相反的两极,自由主义者不信任商业,而保守主义者不信任政府。但久而久之,这种区别已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