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类】战争启示录.pdf

自序
1.
1994年7月21日黄昏,这部长达80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
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70高龄,象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
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
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40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
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
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
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
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15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
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
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
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
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
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
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
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
后成为作家的基础。
1948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
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
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
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50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
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悦,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
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
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
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入了政治深渊。从此,
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
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
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
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
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
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
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
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
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
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
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
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
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1960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
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
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发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
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
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
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
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
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
程。1976年10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
我21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
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
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
原稿,进行修改创作。1983年整理出版了一部67万字的长篇小说《功
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
学生运动到1936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
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
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小说。它所写的时代是从193
6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全部内容就是
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2.
如前所述,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