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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公共传媒的建构及作用
　　摘要 任何单一的传媒模式都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社会特有的体制之下，为了保障政府、公众、传媒三方利益平衡，必须建立起以公共传媒为核心的，由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商业性传媒并存的多元复合的传媒系统，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社会的协调发展。不过公共传媒的内涵显得过于宽泛，要想充分张大公共传媒的职能，应当参照“民主化媒介系统”构想，将其具体划分为公共服务性媒体、公民媒体（第三部门媒体）、专业型媒体领域。
　　关键词 媒介系统；公共传媒；社会转型；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如何组织与构建媒介不仅关系到传媒产业是否能得以合理发展，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各种信息需求，还关系到是否能从更大程度上保证公平与民主，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和谐。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和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多、公共危机频发，公共传媒现实性的缺位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建构一个包括公共传媒在内的合理的媒介结构系统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对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达成过共识，但笔者认为，公共传媒的内涵过于宽泛，公共传媒职能的充分彰显，还有赖于公共传媒自身具体类型的划分。
　　一、中国公共传媒的缺位
　　公共传媒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实体形式，它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通过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交往阵地和公共诉求，能够对与公众利益有关的政策实施影响，促成社会公共伦理的形成，并达成公共理性。公共性是传媒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要求传媒承担两种重要角色：作为社会环境监测者，真实客观地调查和报道社会公共事务，使社会公众知晓社会事务与问题；作为公共话语平台，促成不同社会成员就公共事务进行对话与交流，尤其是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总体性社会”时期，传媒并不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它是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承担着单一的政治宣传功能，意识形态属性是其唯一属性。1978年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传媒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体制的确立不但催生了传媒产业，而且使传媒摆脱了对政府的依附，其自身的社会独立性开始显现。在随后的产业化实践中，中国传媒实现了自身功能的多元化扩展，除了满足社会多样化信息需求外，意见发表的平台作用也日益明显。由此，中国传媒的独立社会角色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和确认。但，检视中国传媒30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产业规模的有效发展始终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基点，传媒公共性的表达并未成为发展重心，党和政府的“传声筒”仍然是传媒主要功能之一。由此，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传媒在大张旗鼓发展产业，另一方面，传媒在努力规避政治风险，双重利益取向下的传媒其公共性表达始终处于缺失状态：出于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国家会将公众的传媒表达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公众表达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传媒又强烈地依赖市场，在市场经济利益和市场游戏法则的规约下，公众利益往往被漠视。换而言之，公众在与政府、传媒所形成的三角结构关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利益的维护没有得以足够重视。
　　在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也曾意识到了传媒公共性的缺失问题，试图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比如“采编”与“经营”的剥离就是尝试从业务层面将传媒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相对分开，使传媒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承担宣传功能与公共责任，但采编与经营的分离本身就是个悖论，它只可能是传媒产业发展的权宜之计。在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大背景下，传媒的第三次改革方兴未艾，第三次改革的核心是要将公益性媒体与经营性媒体分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划分传媒类型，同时又是第一次直接地涉及传媒产权归属的重要改革，其目的在于使经营性传媒和公益性传媒能够更好地各司其职。即经营性传媒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遵从市场规律，最大程度地实现它的经济价值，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财富，充分实现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而公益性传媒能更好地去承担起环境监视、舆论引导、意见呈现等极为重要的社会化功能，更好地维护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安全和维护人民的公共利益。那么
“两分开”的制度设计是否就能真正保障公众利益的实现呢？
　　从国家和政府的发展历史来看，作为一个组织，政府既有“政治人”的属性，又有“经济人”的属性。“政治人”的属性要求它必须履行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的“法定义务”，而“经济人”的属性使得它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政府代表最广大公众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特色，也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因此，我国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经常会面对一些特殊情况，政府为了维护其作为“经济人”的自身利益，不可能总是代表公众利益，政府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