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王国维文学类型二分法之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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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说地位的陡升,对于戏曲而言,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如上所述,戏曲原被视为“词余”,即它被附会在作为主流的以诗词为代表的抒情文学的发展线索上,而此时,戏曲则被梁启超等清末知识分子视为小说的近亲。在这篇推介文所开列的《新小说》要登载的各类小说中,梁启超特别列出“传奇体小说”一类,言明“欲继索士比亚(莎士比亚)、福禄特尔(伏尔泰)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7]在随后陆续刊载于《新小说》的《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及友人发表了相当多的对戏曲的讨论。将戏曲论放在“小说谈”中,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龃龉之处。上述二例表明,此时戏曲已不再被强调其“词余”的出身,而与小说被视为同类,分享着至尊的地位。为何会如此?除了在时人认识中,戏曲的价值和作用与小说有相近之处外,另一重要原因即在于,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戏曲在西方文学中享有跟小说一样的崇高的地位。清末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小说和戏剧的叹赏和肯定导致一个有趣的结果,这就是,二者被其视作同类,而这与西方理论体系中一直强调史诗(及小说)与戏剧的区别大相径庭。就王国维而言,他也同该时期其他的趋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将小说与戏曲视为同类,但却有其个性化的思想印迹。不同于梁启超等人的将小说视为“最上乘”的文学,王国维将戏曲(戏剧)看作“最高之文学”[1]。如果说前者在清末更具普遍性,则王氏的观点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更具个人性,但同前者一样,王氏的观点同样来自西方。如上所述,在《文学小言》第十四则中,王氏认为中国的“叙事的文学”还处在“幼稚之时代”,并将中国戏曲的不成熟作为例证。随后他发出感慨:“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1]此处的“最高之文学”即指戏曲。那么,此说法来自何处?虽然在西方晚近的文学和美学论述中,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多位理论家都将戏剧视为最高的文学体裁,不过,王氏的观点直接来自叔本华。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以作品所体现的客观性为尺度对各种文学体裁做出评价,在他看来,抒情诗“少不了一定的主观性”,而“戏剧是最客观的,并且在不止一个观点上,也是最完美、最困难的一种体裁。”[4](P344)王氏将戏曲放在文学之“最高”位置的观点正来自叔本华此处论述。非但如此,王氏还接受了叔本华对戏剧中的悲剧的高度评价。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谈到:“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2](P13)此处的“诗歌”应指文学。同时王氏又在文中介绍了叔本华的三种悲剧说。王氏所引叔本华的观点都出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为何在对作为小说的《红楼梦》的论述中王氏要引用叔本华的悲剧论?原因即在于,他将《红楼梦》视为悲剧,而且视之为“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2](P11-12)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王氏所引叔本华的悲剧论是完全针对“悲剧”这种戏剧体裁而言的,而并非是就题材和主题而言的,但在王氏这里,将叔本华对于悲剧这一体裁的论述用于作为小说的《红楼梦》的评价似乎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可见,王氏更重视两者间在题材和主题方面的“同”,而非二者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异”。可以说,此处所体现的正是王氏看待戏曲和小说的方式,即他从内容的角度把二者看作相通、相类。就此而言,王氏与梁启超们相近,只是后者以小说为基准,认为戏剧(戏曲)接近小说,而王氏以戏曲为典范,认为小说相似于戏曲。而王氏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除他对二者题材与主题的相近之处的观察外,也与西方理论对他的影响相关。首先,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学小言》第四则王氏谈到:“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1]从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现象是西方诗学和美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传统,如前面谈到的叔本华以客观性为评价标准,对各类体裁所做的评价即是其体现。王氏从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家那里接触到了这一传统,且深受其影响。就王氏所区分的文学作品描写和表现的两个对象,即“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而言,戏曲和小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