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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专论】美国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管理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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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管理与文化——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 贾珍珍，曾华锋，刘戟锋 摘要：在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博弈中，颠覆性军事技术因其可能对战略攻防平衡的“打破”以及对人们军事技术思维的“颠覆性”影响而长期备受瞩目，有关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究亦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文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从美国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管理体制、创新文化三个方面，对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与管理进行探讨，并在最后提出颠覆性军事技术对于我国军事技术战略预研的有关思考。 一、引言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克莱·克里斯滕森（Clay Christensen）教授在其1995年所著的《创新者的窘境》（Innovator’s Dilemma）[1]6一书中所提出。这一技术通常强调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替换”当前的主流技术，进而达到让对手防不胜防的目的。如果将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应用到军事领域，则可以称之为颠覆性军事技术。2013年，美国国防部在其“下一代技术”项目中，将颠覆性军事技术定义为
“以快速打破对手间军力平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技术或技术群。”2015年，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简称）发布了新版《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的报告(点击查阅DARPA发布新版《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报告)[2]2-42，对DARPA的历史使命、研究领域及技术转移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总结。这为美军确定其潜在对手，进而制定项目研究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技术“行为”：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
克里斯滕森教授依照创新的类型，将创新分为持续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和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两类。相较而言，后者更强调对主流技术的破坏与超越。颠覆性军事技术的创新属于后者，即颠覆性创新的产物。《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报告主要从四个技术领域分析美国突破性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复杂军用系统构建（Rethink Complex Military Systems）；信息爆炸局势应对（Master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生物技术利用（Harness Biology as Technology）以及技术前沿探索（Expand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从传统技术到具有颠覆性技术潜力的新技术，美国在其颠覆性“大脑”DARPA的预研下，将“当前”与“未来”创造性地联结在了一起。首先，在颠覆性军事技术的创新模式上，DARPA采取的是一种
“创造需求”式的创新模式。“创造需求”式的创新模式是一种基于隐性需求下的创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并不是很快就能被人意识到，它的实现过程需要相关人员通过调查，并不断研究才能慢慢被发掘出来。该模式的具体步骤如下图所示，它们依次为：军事需求开发：经过充分的调研，找出现在与未来有哪些军事需求；基础科学探索/技术原理攻关：在军事需求确定的基础上，对相关的技术开展仿真与实验；武器装备研制：将经过仿真与实验，并得到技术突破后的技术成果运用到武器装备的研制上；推销军事需求：将通过新技术研制出的武器装备推广到具体的军事实战中。从创新的路径上看，它与一般意义上创新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其最开始对于军事需求的开发和最后对于军事需求的“推销”。因此，DARPA的预研更强调与市场、政府、军种、甚至是敌对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即它采取的是一种更为主动的创新模式。其次，在颠覆性军事技术创新的实现上，DARPA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着眼于 “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技术项目；二是强化对“军事需求”的持续论证。[3]2正因此，将目光放置“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并通过技术预研，使这种颠覆性技术潜力成为现实一直是DARPA的工作重点。尽管如此，有的投资仍然是颇具风险和困难的，其原因在于：一些军事问题还没有比较简单和明确的解决方案；一些新兴技术可能具有目前尚不明确的远期实现的军事影响；研究的方向与军队当前的任务或者发展的宗旨不符，各军种不支持此研究的开展等。因此，DARPA坚持所有的研究计划必须在拥有很好的构思和优秀的人才条件下才能启动，如果不具备这个原则，DARPA将不启动任何研究计划。对于DARPA而言，持续的
“军事需求论证”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2011年版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