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doc

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
　　提 要：在今人关于“成都”得名的诸见解中，存在着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乐史，而蜀人并不接受乐史对“成都”的释名；“成都”得名研究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作祟，使其见解体现得更多的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成都”两字是中原文字，得名研究是绕不开秦文化即中原文化的。
　　关键词：“成都”得名，学术研究，古蜀情结，秦文化，情感纠结
　　拙文《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1] 刊发后，笔者对“成都”得名问题的研究意犹未尽，再撰此文，谈谈“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问题。
　　一、不被蜀人接受的乐史释“成都”得名
　　宋人乐史是对“成都”二字最早作出解释的学者。他在《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说：“《史记》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2] 这种说法是古籍中仅有对“成都”二字由来原因的解释。虽然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在今人关于“成都”得名的诸见解中，引用乐史观点作为证据的并不多。它表明，蜀人并不接受乐史对“成都”的释名。
　　蜀人之所以不接受乐史对“成都”的释名，原因有二：
　　其一，乐史说“成都”是“汉旧县”，显然不正确。秦征服古蜀后，推行郡县制，即在成都设县，所以它应该是“秦旧县”。他又说“成都”得名是因为《史记》记载周太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故；但是，《史记?周本记》中说到周太王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讲到舜帝时，才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见，乐史的引证本身就是错误的，结论又怎么能够成立呢？
　　其二，乐史之后两百多年的宋人祝穆发现了乐史关于“周太王”的错误。他在《方舆胜览》中，纠正了这一错误，却仍然沿袭乐史的说法，在“成都府路郡名”条中说：“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3] 之所以有这种坚持，与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的目的一样，无非是按封建大一统的中原观念，硬要将当时还未纳入大一统体系的西南夷套进去而已。
　　大一统当然也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古蜀的历史，古蜀的文化，确实与当时并不存在的“大一统”没有什么关系啊！考古发掘早已证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而是包括古代巴蜀在内的“繁星式”。所以，乐史也好，祝穆也好，他们关于“成都”得名的解释是靠不住的，也是难以被有着浓厚的家乡文化情结的蜀人所接受的。
　　二、“成都”得名研究中的古蜀情结
　　“月是故乡明”，这句话在客观验证上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这句话又确实准确地说出了作为人的主观体验。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中，爱国爱家的情怀一直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为推崇的美德之一。不论是“月是故乡明”的诗人雅唱，还是“衣锦还乡”的俗语，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情结。中国人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影响到中国人的认知、生存观念、人生体验、价值观、荣誉观，甚至整个心灵世界。
　　虽然今天的“四川人――蜀人”基本上都来自于在不同历史时期移民入川者的后裔，与“成都”得名时期的蜀人并无血缘上的关系。但是，在这里生活久了，延续了若干代了，四川当然早就成了他们的家乡并且产生了浓厚的乡土情结。
　　浓厚的乡土情结甚至也影响到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古蜀国是四川最早的文明，古蜀的历史和文化一直是“四川人――蜀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所以，说“四川人――蜀人”都有古蜀情结一点不过分。蜀人之所以不接受乐史对“成都”的释名，除了前面谈到了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古蜀情结而对“外人”研究家乡的排斥，尤其是错误的研究结论更是必须排斥。这很有点类似于重庆直辖后，重庆人急忙将延续多年的“巴蜀文化”改为“巴渝文化”一样。从乡土情结的角度而言，是可以理解的。
　　改革开放带来学术活跃，在对“成都”得名的研究中，除否定乐史对“成都”的错误释名外，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对破解“成都”得名之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然而，综观“成都”得名的诸见解，其中体现得更多的，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这当然也就是浓厚的乡土情结之作祟。例如：
　　温少峰先生在《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认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二字的对译。又根据氐羌系统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代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末尾的“都”音是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4]
　　“很可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