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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图书召回制”落到实处
　　2004年2月，因2003年版《俄汉－汉俄袖珍词典》的外壳极易与书芯“分家”，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我国出版界首次尝试“召回”制，率先向全国召回存在装订缺陷的词典。此举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的高度评价，并引起了一阵“将图书召回制度化”的呼声。
　　200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明确了“图书召回制”。第17条规定：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的30天内全部收回。第18条又规定对于印制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出版单位必须及时予以收回、调换。
　　自《规定》正式实施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例行质量检查和专项治理中发现的不合格图书兑现了“召回”或“销毁”外，全国范围内出版社自行“召回”图书或由消费者举报而致的“召回”，却鲜有耳闻。但这并不是说，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合格的图书了，更不意味着市场上所有图书的编校质量都没有问题了。究其原因，就是图书召回制的实施环境还没有形成。
　　召回制度依赖于出版社的自律和行政部门的他律，要让召回制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行政质监部门的监管与市场的逐步成熟同轨。举例来说，产品召回制在欧美比较流行，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市场高度发达，催生了大批商品制造巨头，他们有实力承受产品召回的不菲成本；另一方面，相关政府职能机构的严格监管以及企业违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迫使这些企业小心从事，自愿召回。而在我们国家，这两方面工作的力度都不是很强。大部分出版社承担不了图书召回的成本，不愿主动召回；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监管对伪书、买卖书号等行为的处罚较为明确，但对不合格图书的检查和按《规定》召回，却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程序化机制。
　　而且，由于图书市场不成熟，出版社自律与行政监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消费者，也就是读者的制衡能力还没有形成。一般来说，当消费者买到其他领域的不合格商品时，往往会据理力争，而关于图书这类特殊商品，因单本图书一般金额不太大，又怕麻烦，更重要的是找不到有效的维权途径，所以很少找出版社退、换，往往“自认倒霉”，维权意识也大打折扣。
　　《规定》明确的图书召回只是图书召回制的开始，并不是“召回之路”能顺利走下去的保证。不合格图书召回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一项比较复杂而庞大的系统性工作，涉及政策研究、法规制定、前期技术准备、信息网络建设、实施后的日常运行管理以及宣传、培训等方方面面，甚至需要国家专项财政予以支持。
　　笔者认为，首先，实行图书召回制度需要法律和体制的支撑。一方面，国家需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