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新月派诗歌.doc

新月派及其诗歌新月社与新月派:“新月派”这一称呼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它有政治上和艺术上两层含义:前者是指“新月社”,是英美留学生的同人社团,具有不自觉的性质;后者是指一种文学流派。前者是左翼评论家的冠名;后者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只不过没有以“派”自称而已。1923年,“新月社”成立,最初只是一个同人之间的聚餐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文学派别,并与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互通声气,其阵地为《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等,从而与鲁迅所代表的“语丝派”相对峙。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后,闻一多、饶孟侃、胡适、徐志摩等相继离开北京,新月社无形之中解散。到一九二七年筹备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新月杜事实上已不复存在。《新月》创刊号上就有这样的说明:“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新月社’,那早已消散。”所以新月社和“新月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有的文章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认为《新月》月刊是新月社办的,这是一种误解。新月社成员的重新集合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当时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京处于混乱中。在这样的形势下,新月社的一部分成员,有的由于生活所迫,有的因为对南方的革命浪潮感到兴趣,纷纷离京南下,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等先后来到上海,原来南京教书的余上沅、梁实秋,在战乱中也逃到上海,先后到上海的还有一批新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如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以庚款委员会委员身份访英的胡适,眼看北洋政府败局已定,就决定不再返京,也来上海暂住。1927年,“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先后成立和出版,到一九三二年相继停刊倒闭,前后历五年之久。新月书店出书近百种,《新月》月刊编了四卷七期,在此期间又由徐志摩、邵洵美等编了四期《诗刊》,这些书籍和杂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代表着一股欧美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他们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一九三一年五月三日上海《民报》载文认为“中国目前三种思想鼎足而立:一、共产党,二、新月;三、三民主义”。第一,就整体来说,“新月”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个领域的一个派别。作为文学流派的“新月”,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是“新月”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第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留学生。中国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与外国文艺思潮关系特别密切,受同一国家文艺思潮影响的人往往组合成一个流派。如创造社以日本留学生为主,文学研究会受俄国文学的影响较明显,象征诗派则多接受法国文学的熏陶,所以,以美英留学生为主体,成的“新月”派,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历史现象。但这些英美留学生却有其特殊性,他们没有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那样的革命意识,而都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第三,“新月”派的政治主张、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情况。因为“新月”派成员之间的政治思想倾向不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文章的观点就有根本的差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政治论文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罗隆基。他们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中,采取了既反对共产党又批评国民党的貌似中立的态度。“新月”派的早期的文艺理论是发表在《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上的诗论和剧论,这些文章在中国新诗和新剧的发展上有过一定的贡献。到《新月》月刊时期,梁实秋成为主要的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新月》上的政论家大体上取同一立场。他在《新月》上也发表了不少政治理论文章,如《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所谓“文艺政策”者》等。他打的也是“争自由”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思想统制,认为思想是不能统一的,也不必统一的,对于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文学”的主张表示反感,要求让文学“自由的发展”。他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鼓吹文艺超阶级,既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反对三民主义文学;主张发展资产阶级的文艺。他的观点貌似中立,实质上主要是针对正在受压迫的左翼力量。他攻击中国左翼是抄袭俄目的文艺政策,并诬蔑“俄国共产党颁发的文艺政策,其内容是全然无理,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他的每一篇主要的理论文章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因而,遭到了鲁迅、瞿秋白、冯乃超等左翼作家的批判,被称为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在当时站到革命文艺的对立面,对他的批判完全是应该的。“新月派”的诗歌代表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小说代表为沈从文、凌淑华等;戏剧的代表为余上沅、总之,《新月》月刊上的政治论文、文艺论文和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才出现文学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