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理水》分析.doc

《理水》是鲁迅改编的中国传统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却隐晦深刻地联系现实,塑造了大禹以及其他协同治水的实干家,文化山的只有空论的学者,昏庸的官员等鲜明的有指向性的形象。第一段,写治水前的情况。先写舜爷的百姓遭到了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百姓们淹在水中,过着苦难的生活。,舜决定把治了九年水不见效的鲧充军,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这些都与神话故事中的情节一致,但和写作时间结合来看又另有所指,一种看法是,本文写作时间1935年,鲁迅写《理水》前两年的1933年,黄河决口达五十多处,淹没了冀、鲁、豫等省六十多个县,受灾人口达三百多万。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死活,以“视察”,“贩济”为名,从中渔利,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曾揭露过这种“大水,饥荒”的现实。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尊孔,演奏“韶乐”,祸国殃民的罪行。当时,江南一带十四个省大旱,江、浙、皖三省受灾面积达几千万亩,仅安徽一省灾民就有几百万,浙江余姚还发生农民争水互殴致死的悲惨事件。鲁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惨状,感到极大的愤慨,对灾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示无限的同情。《理水》中舜爷的百姓在“洪水滔天”中挣扎的惨状,实际上正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缩影。而后面的内容更包含了鲁迅对现实的讽刺。“文化山”上的学者讨论暗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原文中有的宣扬反动的“遗传学”,说什么“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并据此推断,鲧治不好洪水,禹当然也治不好。也有一个唯心主义的“考据学家”,则根本否定禹的存在,以至考据出“`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的荒谬结论。此时,他们声嘶力竭地否认华夏有治水的人才,这和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崇洋媚外,毫无民族自信的鼓吹何其相同。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批吃的是飞肱国运来的面包的学者,又是腐朽***的宠物,他们乃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特产。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毫无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才会这样断然否定在中国可以崛起民族自救自新的力量。这些人在特大洪灾面前无动于衷,不关痛痒,言谈举止十分荒唐。更有甚者,他们乘机大肆咒骂劳动人民都是“愚人”,宣扬“上智下愚”谬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乡下人对禹的解释是禺的简体字,有根有据的反驳了学者。“禺”《说文解字》:“禺,母猴属。”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在这一段里,小说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面目,作了维妙维肖的刻画,同时,用“乡下人”踏实、机智、勤劳